山东小秘の私房菜-對大國“和平崛起”的歷史辯證（下）

2009/10/31 07:29

對大國“和平崛起”的歷史辯證（下）

加入書籤:

看完上文，有人也許會說那些都是八百年前老掉牙的事了，在封建時代民智未開，所以才會發生那些野蠻的屠殺行爲。那麽我們就把這大國的歷史給它繼續看下去，看看在公元1949年10月1日（只有60年前喔），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嘍~~~~~~~！”之後，這個由共產黨一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政府是比較進化、愛好和平的人類嗎？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共產黨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1.）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臺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檔案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了浙江和皖南外，“其他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中共公佈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多萬人，實則遇害的前朝國民政府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

2.）“三反”“五反”

“三反”是從1951年12月開始的針對中共內部幹部腐化而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也處決了腐敗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一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彙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清代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多人被逮捕，280多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

3.）“大躍進”造成大饑荒

中共建國後死亡最多的政治運動是“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千萬，這可能是有史以來世界最大的饑荒。”實際上國內外學者對餓死人數的估計在3千萬到4千5百萬之間。

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由於“大躍進”使全民煉鋼，大量農作物抛灑在田裏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卻“爭放衛星”，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甚至一手導演炮製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正好廬山會議後，中共在全國“反右傾”，為體現其一貫正確，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衊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賀亦然曾經說：不管柳州地區餓死多少人，也要爭個第一！有的農民被搜刮得家裏僅剩藏在尿罐裏的幾把米。環江縣馴樂區委為讓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甚至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過去封建時代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還有人道立場。但到了現代，中共政權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衊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瘟疫橫行，許多村莊一戶挨一戶地死絕。

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作家沙青的報導文學《依稀大地灣》）

這樣的人倫慘劇到底發生了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卻知道造成這無數人倫慘劇的罪魁中共，卻把它變成了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頌歌，並繼續號稱自己“偉光正”。

1959年廬山會議，為民請命的開國大元帥彭德懷遭到整肅，一大批敢於說出實話的幹部被撤職、關押、審查，到大饑荒發生時已經無人敢說真話，幾乎全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掩蓋餓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肅省在陝西主動提出支援他們糧食時，還以糧多得吃不了為藉口拒絕了。

此次大饑荒也是對中共幹部的一場檢閱，按照中共的標準，這些幹部當然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寧可看著數千萬人餓死，也不說實話，相信再也沒有什麼人情天理會成為他們跟黨走的良心負擔了。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

----------------------------------------------------

4.）從文革、“六四”到法輪功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國家主席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了這樣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贊、吳晗、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對“階級敵人”的虐殺就極其殘酷和野蠻。

鄧小平“改革開放”卻使資訊流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海外很多記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血案，並將坦克追著將學生壓成肉醬的屠城錄影在海外電視臺播出。

十年之後，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鎮壓法輪功。到2002年年底的時候，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出，有超過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7個人。

-------------------------------------------------------------

結語：

最近的中國似乎殺人數量遠遠不像過去龐大得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但是實際上這出於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人民被中共的黨文化異化得更加犬儒；另一個是中共由於巨額貪污和盜用國庫已經造成“輸血型”經濟，外資成為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對“六四”之後的國際經濟制裁記憶猶新，深知此時明目張膽地殺人會導致外資撤離，從而危及其一黨專政獨裁的統治。但是中共背地裏卻沒有停手，只是在極力掩蓋血污。

許多臺灣商人或出於利之所趨，或出於臺灣環保法令嚴格及大環境競爭激烈的無奈，渡海到海峽彼岸的中國經商。只要問他們到了中國的經驗和感想，都可以發現有一共同點——共產黨對人民的控制真是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啊！中共以國家機器嚴密控制著廣播通訊、新聞出版、教育文化、網路資訊……等思想傳播工具，村有村支書（共黨村支部書記，權位高於村長）、鄉鎮有鄉鎮支書（共黨鄉鎮支部書記，權位高於鄉鎮長）、縣有縣委（共黨縣支部委員，權位高於縣長）……一直向上到市、省（自治區）、中央層層節制，嚴密管制人民的思想言論，無怪人民會被共產黨文化異化到如此犬儒！不信的話，看倌們您試試對任何一個中國人說“你反共”，看他不同您犯急才怪！“反共”這種在自由世界的普世價值觀在中國就成了“反革命”，是萬惡不赦的滔天大罪！

有人抱持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結果勢必造成中共在政治上改變的想法。其實仔細回首上揭的中國歷史，大屠殺嗜血的民族性格與封建或是開放的社會型態無關，共通點是都發生在專制獨裁的統治者下，只是今天的中國由過去的帝王換成了共產黨獨裁統治。政治學上有個定律——“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妄想中共的改革開放會使中國改變共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不啻是癡人說夢！相信中國會“和平崛起”者，無異於二戰前的英美法等諸國姑息納粹德國的興起。二戰平息方才不過六十四年，殷殷血鑑，請對中國存有幻想者莫要忘記！

完